我并不认为幸福可以指代一种令人满意的普适性的生活方式。你不能通过直接把它设定为目标来得到它。在我和彼得森的辩论中，我提出幸福是一个必要的副产品。假如你为其它某些东西而奋斗，它就会随之到来。它只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。如果你只把幸福当做目标，那总是会导向自我毁灭的。
以上引用自2019年王磬对齐泽克的专访 【专访齐泽克（下）】 “追求幸福”是当下最鲜活的意识形态|界面新闻 · 天下 (jiemian.com)。近日与一位已经毕业的学长爬头陀岭，下山后他的手机无意丢在了同行人的车里，因而度过了一天没有手机的美好生活。我们后来因此聊到了电子产品（特指手机）对现实生活的入侵，短视频/多巴胺与骑自行车/内啡肽带来的快感的差别。这让我想起了五年前上述这篇对齐泽克的专访：幸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，追求幸福与曾经的追求自由一样成为宣传口号。而消费主义贩卖商品的手段之一就是把商品与“幸福”捆绑在一起。
这跟多巴胺与内啡肽有什么关系？首先需要澄清一点，笔者对这两种激素/荷尔蒙以及人体内循环相关机制不能说一窍不通，也可以说完全不懂，这里就暂且将两者抽象为奖励-快感（多巴胺）与受苦-快感（内啡肽）这两种获得快感的路径进行讨论。多巴胺通过短暂/容易完成的奖励行为（比如说刷短视频）带来快感，内啡肽则经由肉体的疼痛产生，通过补偿性地分泌激素来缓解疼痛，带来愉悦。
搜索一下可以发现网上有一堆鼓吹内啡肽，贬低多巴胺的内容。简要来说，大致意思是多巴胺的获取往往快捷无脑，带来的愉悦感催使人们继续投入这种简单的获取快感的方式之中，构成难以逃脱的奶头乐依赖；这种简单的快感常常被描述为“幸福”，成为消费主义社会中为推销商品构建的美妙幻觉。而内啡肽的产生依赖于受苦后的补偿机制，这促使人们去更多地受苦—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中，受苦与“成功”互为因果，而“成功”的人生就是“幸福”（原谅这里概念有些宽泛）。因而，我阅读过的几篇有限的内啡肽相关的文章中，作者们试图证明内啡肽产生的是更高级的快感，在不停的内啡肽受苦循环中，将通向“真正的幸福”。这里面总有股熟悉的成功学味道。
在我的自我认知中，我是一个程度比较轻微的受虐爱好者，热衷于中长跑/长途骑行之类的耐力运动，并且（奇妙地）收藏了不少施虐/受虐相关Tag的影片……我所喜爱的作家之一村上春树君也近乎是一个受虐爱好者，这种受虐爱好可参见他自传类型的作品集《当我跑步时，我在想什么》。因而，我自觉对于内啡肽循环中的快感有些许切身体会。仅就其产生的愉悦感而言，似乎与刷手机乃至奖励自己（x）时的多巴胺愉悦感并无差别，我无法体会到这两种激素物质带来的快感有何高下之分。按大众媒体常见的说法，高下之分在于快感带来的反馈上：多巴胺的愉悦激起简单的奖励-快感循环，最终带来空虚；内啡肽的愉悦则让人从受苦中获得平静与满足，进而激励起更多的受苦，最终走向幸福的人生。
现在回到“幸福作为意识形态”这一话题上。这种对于内啡肽的鼓吹，在我看来依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。请回想一下内啡肽循环的过程：愉悦-受苦-愉悦-受苦……-幸福的人生！这种描述中吸引人的部分是什么？内啡肽的愉悦？不，这两种激素的愉悦感在我看来没有本质差别；受苦？显然不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受虐狂……剩下的关键词只剩一个，是在无尽的愉悦-痛苦循环后达到的“幸福的人生！”。这样的叙事结构依然是对于“幸福”的意识形态宣传。
在齐泽克的观点中，追求“幸福”，无论是多巴胺还是内啡肽，都将通向毁灭；幸福只在追求他物的过程中作为副产物而诞生。而当你想要创造美好的东西时，YOU ARE READY TO SUFFER （Slavoj Zizek - You Are Ready to Suffer (youtube.com)）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内啡肽产生的机制：受苦后的补偿。从根本上来说，内啡肽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翻越这段创造美好事物的痛苦之路而生的。
我觉得这里需要进一步的说明。看起来齐泽克的论调只是把“愉悦-受苦……-幸福人生”这一循环中的“幸福人生”换成了“创造美好事物”，好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。这里需要一点毛泽东的矛盾论：当你使用一个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时，就会掩盖冲突。尽管“幸福”是一个无法宽泛界定，无法下普适性定义的概念，但在“幸福作为意识形态”这一观点的讨论中，我觉得“幸福”是可以指代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普适性的生活方式的。在我被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毒害了的脑子里，“令人满意的普适性的生活方式”与“创造美好事物”是完全对立的概念：一个能被群体广泛接受并满足的生活方式必定与创造性无缘。这有些偏激，但可惜我对于人群有着毫无来由的不信任……
至于齐泽克论述中作为副产物的“幸福”与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“幸福”有何差别……篇幅有限，还是请自行阅读他的相关著作吧。
最后来一点让我感觉到“幸福”的音乐～～～